1945年9月，和戴笠齐名的特务头子康泽，被老蒋一纸手令强迫出国考察。康泽的突然失宠，连陈诚都摸不着头脑。就在两年前，康泽还是炙手可热之人，老蒋去“三青团”总部视察时，康泽以“中央干事”、“组织处长”的身份负责接待。康泽别出心裁，在傍晚给老蒋举办了欢迎晚会，让团员们表演了武术、合唱、舞蹈、短话剧、朗诵等节目。老蒋在整个晚会中显得非常高兴，频频点头，时不时的对身边的陪同人员夸赞康泽“有想法，是个干才”。国民党的军政大员，普遍认为康泽会进一步获得老蒋的重用，有人将他和戴笠称为“康戴二公”。不曾想，抗战刚一胜利，康泽突然就失势了，这让兼任“三青团”书记长的陈诚都大感诧异。康泽落得如此处境，可以说是成也“三青团”，败也“三青团”。老蒋在“西安事变”后，对事变期间复兴社的骨干贺衷寒、邓文仪、曾扩情等人的表现非常失望，将这帮人弃用，并裁撤了复兴社这个机构。对复兴社的特务处，老蒋倒是满意的，后来的军统局，就是以特务处为基干组成的。1938年，老蒋在组建军统、中统这两大特务组织后，又下令设立“三青团”。“三青团”设立后，康泽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，他的野心也很大，想借此更进一步。老蒋为了扶持蒋经国，在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建议下，让在赣南任专员的蒋经国，负责筹建“三青团”江西支部。康泽不愿蒋经国在“三青团”发展，给江西支部派了十几个亲信，名为协助，实为趁机控制该支部。康泽显然是高估了自己，要知道蒋经国可是老蒋的儿子，这种公然限制小蒋权力的做法，自然是触怒了老蒋。在1944年之前，康泽在“三青团”中的地位，仅次于历任书记长，但之后，老蒋借着组建“青年军”，让蒋经国掌握兵权，之后通过“三青团”大会，将青年军的师、旅长等主要军官，纷纷选为代表。如此一来，蒋经国在“三青团”的影响力，已不在康泽之下。1945年9月，老蒋见康泽不识相，还试图和蒋经国争夺对“三青团”的控制权，便彻底翻脸，签发手令让康泽去美国考察军事，限期出发，不得推诿。康泽灰溜溜的去美国，待到冬天时，忍不住给老蒋去电，询问何时“结束考察”。老蒋回电，让他安心考察，等来年春天再考虑回来。到了1946年3月，康泽得知“三青团”要召开大会，便急匆匆赶回来参会。老蒋得知康泽回来后，叮嘱侍卫人员，若康泽来求见，不许带进来。康泽吃了几次闭门羹后，倔脾气上来了，也不再去见老蒋。1947年，“三青团”和国民党合并，康泽因在“三青团”地位很高，得了一个“中常委”的头衔，不过好景不长，不久后在老蒋的授意下，康泽又降成了“中执委”。“三青团”不存在后，康泽成了赋闲之人。老蒋不愿康泽留在南京，派他去热河视察，准备随后发表为省主席。当时的热河，一半以上的县已经解放，保安司令兼13军军长石觉把持军政大权，省主席根本没有话语权。康泽在热河转了一圈后，回到南京见老蒋，说：“热河目前所能控制的人口，还不如江南的一个大县多，而且形势复杂，不如就任石觉一肩挑吧。”老蒋见康泽不愿去热河上任，又问他去不去东北或华北，负责新闻处的职务。新闻处长这样的职务，康泽很不满意，连连摇头。老蒋的脸顿时拉了下来，气冲冲的说：“你要去哪里？告诉我？”见康泽沉默不语，老蒋一摆手，结束了谈话。过了段时间，老蒋再次召见康泽，说：“以襄阳为中心，成立了第十五绥靖区，派你去当中将司令官如何？”康泽见老蒋急着将他赶离南京，胳膊拗不过大腿，只得说：“我愿意前往。”老蒋态度缓和，又将第三厅厅长罗泽闿叫来，当面向康泽画大饼，说会给襄阳增派去二个整编师，三个整编旅，并表示将汉中、安康也划归十五绥靖区。罗泽闿跟着康泽从老蒋的官邸出来后，苦笑着说：“汉中、安康这都是胡宗南的地盘，你如何能要过来。”康泽问：“那答应的部队，总归没问题吧？”罗泽闿说：“两个师，一个在河南作战，一个四川整训，三个旅的话，也暂时只能调一个过去。我和你实话实说吧，十五绥靖区就是个烂摊子，根本没人愿意去。”此时的康泽，想后悔也来不及，只得硬着头皮去襄阳上任。康泽到任后，发现情况比他想象的更为糟糕，在诸多的绥靖区中，十五绥靖区近乎是垫底的存在，兵力不过一万多人，防区名义上很大，实控区很小。在解放军发起襄樊战役前夕，康泽自以为聪明的将两个主力团调去老河口驻防。副司令官郭勋祺说：“兵力本就不够，分兵是大忌。”康泽夸夸其谈：“我是特意如此部署，如果开战，只要老河口的部队坚持一段时间，武汉的援军就到了，到时候襄阳连守城战都不用打了。”郭勋祺听后，无奈的摇头叹息。当解放军进攻老河口时，两个团的守军一触即溃，不待康泽反应过来，襄阳已被解放军团团包围。7月16日，襄阳解放，康泽、郭勋祺等主要军政人员无一逃走，均当了俘虏。康泽后来在功德林改造期间，每每提及自己的失势，及被俘后老蒋的反应冷淡，总是愤愤不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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